“汉译名著”的三代译者

《文汇报》记者  黄春宇

从严复开始，“汉译名著”史上的译者不胜枚举，其中多为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并且是某个专业的执牛耳者。为商务印书馆译介西学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体验?《文汇学人》采访了96岁的何兆武、67岁的徐家玲、37岁的张卜天，听他们讲翻译的苦乐与收获。

“有益的知识可以影响一生”

何兆武（清华大学历史系）

▲ 何兆武先生现在很少下楼，只能看看报，以书为伴。

我年纪大了，人的机能都衰退了，耳朵不好，走路也不行了，平时很少下楼。我以前翻的书被收进了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》，但是记不得有多少本，也不知道我翻的那些书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。

我是学思想史的，翻译这些学术著作是利用了我的专业。当时我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，白天干完所里的活，晚上回家就做翻译。现在看来，应该叫“地下工厂”，除了家里人，单位的同事其实也知道。那时候有规定，凡是马克思以前的都可以翻译，作为历史资料参考。所以我就挑了一些马克思以前的著作。在我看来，所谓西方的大师，有讲得好的，也有在今天看来，不合时宜的。

我跟商务印书馆是老交情了，最早给他们译书是在解放后，1951年或1952年。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最大、最老的出版社，从很早就开始传播西方的思想，不但在学术上，在社会上、政治上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。出版水准也有保证，不像有些出版社，质量很糟糕，混乱地进行删改，这个不应该。

“文革”的时候，因为翻译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，他们给我戴了一个“反革命分子”的帽子。其实那本书里没有不好的东西，他们“灵机一动”，就给定了个罪名是“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”。我觉得这件事很荒唐，翻译这本书是毛主席交代的，工宣队的人不知道，后来也没听说谁去追问。

对于这套丛书，我觉得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要翻译过来。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不一样，而思想是逐渐积累的，不能说丢就丢。中国有孔子、老子，他们的一些东西还是需要的。时代不同了，人们也许不能完全接受旧的事物，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，这些都值得去研究。我现在是老人了，有时会想起小学、中学时期学到的东西，说明有益的知识可以影响一生。真理应该是普遍，国外的经典著作里面有讲得好的地方，我们就要重视和吸收，弥补自己的不足。

翻译学术名著，主要是有兴趣，对自己也是一种思想上的满足，似乎做了一点正经事情。在翻译《社会契约论》的时候，我在北京图书馆借了法文版的原著，如果从英文版翻过来的话，等于又要打一个折扣。我外文学得不算好，不过那个时候自由，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，没人管，学习的效率比较高。你对一件事情有兴趣，必然能够学成，反之，硬着头皮来的话，肯定就好不了。

“信达雅”是译者的追求，我做翻译时没什么讲究，因为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。我的方法是勤翻字典，掌握分寸，仔细琢磨原著的内容如何用中文来表达。当然还要查资料，看看别人以前是怎么讲这本书的。翻译时，抓不住具体意思，就很难译好。一个晚上花个一两个小时，翻译1000多字，翻好了就休息。一本书从开始到结束，前前后后总要看几遍的。我偶尔也会有翻译的错误，或是走神的时候。我从来没有请别人看过，自己核实好了就交给商务印书馆，然后过段时间继续下一本。

你问我最满意的一本译作，也许有吧，但是现在说不上来，而且我不敢说自己翻译得很好。

“翻译的态度属于学风问题”

徐家玲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）:

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，我是第一批入校的硕士生，在东北师大跟朱寰先生、郭守田先生一块，做中世纪史的研究。当时我在写毕业论文，涉及到中世纪法国，去北京收集资料时发现了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》。我心想，这本书这么好，怎么没人读，没人译呢?　回来后，我就问我的老师。那时“文革”刚结束，拨乱反正啊，反正要做的事情很多。他说，这本书可以做，但是我年老没有精力，你喜欢做就做吧，没问题，我给你把关。那时我硕士还没毕业，他要不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真没这个胆量，毕竟是跟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打交道。朱先生也很支持，说这是好事。

当时教育部说，中世纪史没人做，就让朱先生牵头，组织一个进修班，把南开、川大、武大一些名校的青年骨干教师送到我们师大来培训一年。第一次跟商务那边联系时，他们回信说暂时没有这个计划。等到进修班入学之后，商务又来信了，问我是不是还想做？我很快写了几千字的译稿，还有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和说明——学术史上的作用、意义，以及为什么现在要翻译这本书。他们看了之后，就批了。开班时，我跟大伙儿提起了这件事，他们都很愿意，说太好了，所以我就把队伍拉了起来。郭老师年事已高，不能阅读，就跟我说，有问题随时找他，他帮我解决。

后来我被教育部公派出国，这件事暂时搁下了，朱先生帮着校一校。等到1985年回国后，我又进行了集中校对。原稿是学生时代完成的，有些概念理解不了，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在希腊留学了两年，我的视野和想法都得到了拓展，然后借助国内能够找到的工具书，把稿子重新梳理了一遍。我是1988年把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》译稿交上去的，1992年正式出版。我去北京交稿时，正好是在生我儿子前，他们还说，你挺着大肚子来真不容易。1996年，这个单行本收入了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》，前前后后，一晃十年。

翻译书的整个过程很辛苦，其中也是有阻力的。书出版后，学校才给我解决了职称。我文章写得不多，这就影响评职称，但我觉得翻译名著这件事很有意义。很长时间以来，翻译都不算学术成果，直到90年代初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，在我们学校的认定中是省级刊物。老一辈的人更不能理解，“翻译啥呀，翻译不就是文字游戏吗？像学术研究吗?”不过做完之后，我觉得收获很大，翻译并不是文字游戏，而是能学到很多东西。通过这本书，我对于中世纪的社会、生活方式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很多故事、传说、谚语，以前都不懂，学会了就很有意思。

现在翻译的技术手段也发达，那时一个字一个字地抠，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，为了一两个名词，或者事件的来龙去脉。我们学校有个教师资料室，条件非常艰苦，采暖不太好，冬天写字都冻手，两个手都是通红的。要利没有，名也谈不上，但是翻译学术著作的工作有意义，很多人都在学、都在用。怎么说呢？痛苦，但也很快乐。

我是做世界史的，不看国外的著作不行，其间也有人向我推荐，但是自己精力不够，翻译学术著作这一方面做的不多。每做一本书，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把国外的思想介绍到国内，首先自己就得学懂。如果你翻译的时候一知半解，那么读者就更加云里雾里了。一个词、一个句子，怎么译，有时要查很多资料，也会碰到为了一个词的译法而卡了一天时间。让我欣慰的是，自己的翻译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。

前阵子都在谈学术翻译的质量，看到有些新闻真的很可气。不少学生打着老师的旗号，还有一种，老师让学生干活，自己看都不看。这是工作态度，也是生活态度。郭老师教导我，不能误人子弟，做事要掷地有声，偶尔的错误难以避免，但在大的方向、大的原则上决不允许有错。买这本书阅读的人，外语水平达不到阅读原著，或者不是百分之百地理解原文，因此我们的翻译要对读者负责。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从事翻译工作，这属于学风问题。如果书中有太多错误，就是专业水平不足，但就态度来说，我的确是尽力了。我不可能给自己打一百分，影视剧的演员们都说表演是一门遗憾的艺术，在我看来，翻译同样如此。有一回，我依照法语的音译把伏尔泰的名字译错了，老师审稿时很客气地提醒我，知识还是不够，要学一点近代史。

1982年，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》第一辑出版时，我们是用公费购买，一开始历史类，后来又加入了哲学，经济学。我读得比较多的是罗素的《西方哲学史》，因为教学生有这个需要，但不会从头到尾，只是选读。罗斯托夫采夫的《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》，那时我经常翻，都读烂了。还有希提的《阿拉伯通史》，我都读得很多。其他与专业不相关的名著，就是随便翻翻，不会太细。

不管怎样，在汉译名著这方面，国内还没有哪家出版社能跟商务印书馆相提并论。我看过台湾的一批出版物，翻译的质量很差。商务老一辈的编辑做事非常认真，层层把关，即便是少壮派，翻译和编辑的水平也是最好的。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周期比较长，为了保证质量。当时已经开始市场经济，出版学术名著是赔钱的，他们要考虑辞书那边的收入情况，然后再来支持这套丛书。商务出书慢，也不能全怪他们。

当下把一份工作当成事业来做的人太少，比如翻译。吃力不讨好，影响评职称，影响写文章，就科研成果的认定而言，也不是物有所值。深有感触的老师会告诉学生，少做翻译。我的建议是，最好设立一个基金，碰到好的书，好的译者，就及时抓住，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。扩大译者队伍的同时也要加强编辑力量，希望这套丛书未来出得越多、越好。

“翻译工作不能有丝毫偷懒”

 张卜天（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）：

我本科学的是物理，在校时莫名其妙买了很多商务版的“汉译名著”。我所在的中科大，文科实力相对较弱，没什么气氛，也没有人可以请教。在书店看到有这么一套书，封面挺别致的，内容我不太懂，没有相关的课，也没有人指导。但是读下去，依稀觉得这应该是我最感兴趣的，并且为之努力的方向。当时基本是橘红色书脊的哲学类，渐渐对什么是哲学有了自己的理解，这似乎也预示着我今后会转到科学、哲学的领域。

老实说，一开始读的并不是很多，就是拿出来随便翻翻，享受一下开卷的乐趣，然后就放回去了，因为不知道这些内容是在讲什么。比如看17、18世纪的著作，与所学的物理学知识之间找不到结合点，但又觉得学物理好像跟这个有关系。我比较关心终极问题，学的物理也是理论物理。对大问题应该怎么思考，有哪些类型的大问题，人类已有的知识框架对于这些终极问题的求索有哪些道路?　这些事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的。后来转到了哲学，家里收藏的那一本本汉译名著就渐渐变得亲切起来，我知道它们各自属于什么类型，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。

自己从事翻译之后，对译文质量的好坏比较敏感。以前看不懂一本书，只会怨自己学识不够，没有想过是翻译出了问题。现在都知道了，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关于译者的体验?　很多乐趣谈不上，辛苦是肯定的，习惯了就不觉得了。翻译这种事情不能有丝毫偷懒，你多花一分钟，就能多译几个字。因此你不得不和时间赛跑，你要牺牲掉自己的爱好。等年纪再大一些，想做翻译就不一定做得动了。乐趣就是，翻译一本书能学到很多东西，一本好书能引发读者共鸣。他们会给你反馈，看到网上的那些评语，辛苦付出也就得到了回报。

理论上，一般的学生也能把翻译做到70分，前提是英语和汉语都不差。如果要明显超过别人，行文打磨得很流畅，像坐滑梯一样，一读就停不下来，那就很少见了。翻译最重要的就是认真、细致、责任心。一个词不懂，不能随便放过去，能查的话，尽可能查，不管是词典还是网络，或者向人请教。当然，并不是每本书都需要这样，而是灵活对待。如果是出于疏忽，整本书里应该只有几个低级错误，如果错误的内容特别多，那说明译者不适合做翻译。不一定是专业水平差，国外呆久了的“海归”，时间长了，中文就不行了。他适合做学术研究，但不见得适合做翻译。我认为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顶多占三分之二，同样重要的还有中文表达能力。

现在来谈谈我给商务印书馆翻译的《天球运行论》（哥白尼），在中国学界普遍被译为《天体运行论》。为何要改动这个约定俗成的书名?　我的导师吴国盛在商务版的序言中作了说明:“这个译名是不确切的，问题出在对“orbium”一词的理解上。对哥白尼来说，这个词并不是指我们今天很容易接受的‘天体，，而是古代天文学家假想的带动天体运行的那个透明的‘天球’。今天我们不承认有‘天球，的存在，便想当然地把这个词译成了‘天体‘。”

▲ 均资料图片经过后人的研究，会有更好的注释本以及不同语种的译本，以此进行修订和完善。

关于这本书，我必须得说，如果没有老的版本做基础，我是不敢翻译的，因为有些内容还是把握不准。另外，如果没有前人铺好了路，把很多专业的天文知识做了一个模板，我也没办法做下去。相较于老的版本，我在翻译时的变动还是很大的，不仅仅是标题换了一下，还包括附在后面的将近200页的注释。注释是英译本最宝贵、最重要的贡献，这么详尽的注释把书里跟历史线索有关的人、物、事情都交代得很清楚。但旧的译本是由一位天文台的老先生译的，他对西方哲学、古代科学不是太了解，几乎可以说，只要牵涉到一些古代的人物、事件，错误是极多的，更不用说一些哲学和科学上的术语。我在翻译之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，由于不知道翻译的过程，读者应该也是一样，尽管有些错误非常明显。我在这方面做了极大的改进，因为字数太多，没办法在每一页做脚注，只能统一附在后面。一般读者不会看注释，如此说来，这么做不见得能带来多大的影响，但是以后万一有人要做哥白尼的专业性研究，那么这个注释就很重要了。

除了《天球运行论》，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作还有：《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》（爱因斯坦）、《世界图景的机械化》（爱德华′扬′戴克斯特豪斯）、《生命是什么》《自然与希腊人》《科学与人文主义》（薛定谔，后两本是合集）。2005—2006年，我去同济大学的留德预备部培训了一年，因此在翻译《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》时主要是依据德文本，同时也参照了英译本，把里面的几个小错误改了。交了稿还没出的有七八本，今年应该会陆续推出来。

我关注的是比较早期的科学史，因此与哲学，甚至神学的联系非常紧。我给商务计划了两个译丛，一个是“科学史译丛”，另一个可能会叫“科学经典译丛”。我会尽量选择带有评注的本子，很多原著只读正文是读不懂的，必须要有介绍、导读和注释。这里面也包含一些哲学经典，比如笛卡尔的《哲学原理》，它在科学史上特别重要。再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一些书，很难说是科学经典还是哲学经典。其实是一回事，古代科学叫自然哲学，与现在理解的意思不同。我的兴趣是在18世纪前的科学史，或者说自然哲学史。

在西方科学史领域，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，几乎是从零开始，没什么积淀。一个学科领域刚兴起的时候，翻译经典著作是最重要的工作，论文的话，就是皮毛。翻译一本书，不只是学科建设，还可以促进学科的交融、打开人的视野，尤其是对于思考西方文明的特点、思维方式，出版译著远比撰写论文的价值更大。我自己把翻译放在第一位，比学术研究的分量更重，不是不重视学术研究，只是权衡一下，怎样做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。就目前而言，翻译科学史，比论文更重要。

翻译需要奉献精神，尤其是过去十年，房价涨了好多，稿费基本没变。我没别的事情，以后主要是给商务译书，希望其中一部分能进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》，而有的“二手书”（国际上比较新的研究性著作，并非原著）就不属于“汉译名著”的范畴。如果一本译著进入了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》，那种感受当然不一样，它有品牌，效应就大。同一本书，放在不同的出版社，以及不同的系列，带来的影响都不一样。

商务版的“汉译名著”，有些人就算不看，也会买了收藏，它的地位还是没法撼动。虽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汉译名著在出，但是商务版的时间久、积累的也多。另一方面，其他出版社推出的书目，绝大部分都是商务印书馆的选题，就是把中译本改改。中改中，这是出版界的一个乱象，因为是公版书，也就无所谓了。很少有出版社像商务印书馆这样，认认真真，从头到尾译一本以前没有出过的书。商务版的“汉译名著”目前还在陆续出着，很多人觉得这个样式有点太陈旧，也该时髦一点，更新一下。但是据我所知，商务人还是愿意保持这个样子，某种程度上的保守性，我还是比较赞赏的。对学术经典来说，外在的、形式上的改变并没有那么重要。

至于这套书还有什么不足的话，我的看法是，有些译本应该重译一下，尤其是过去译的半文半白的那种。译文只是一方面，经过后人的研究，会有更好的注释本，以及不同语种的译本，可以利用这些来进行修订和完善。一本名著有几个译本是很正常的现象，日本的很多名著多达七八个译本。如果将来有机会，商务印书馆应该拿好的译本来替代旧的译本。中国现在的学术界太浮躁了，太不景气。看书的人越来越少，别说这么艰深的学术著作了。但越是这样，“汉译名著”越能显示出“最后的阵地”的价值。无论如何，商务人和他们的书都是值得钦佩的。

注：本文原载于2016年3月4日《文汇报 · 文汇学人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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